记:尽管您可能不愿意承认,但您确实是个非常典型的靶子,因为您先是个启蒙者,后来的选择,有人说是妥协,有人说是力不从心,然后说“陈凯歌不过如此”,这是陈凯歌的遗憾。
陈:这种遗憾是正常的,我有太多的遗憾。但我坦然处之。为什么我不愿当大师,而愿意做学生呢?大师的东西太容易挑毛病了。假定《荆轲刺秦王》是处女作,那肯定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作品。但是若干年后,你再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,说老实话,我很为这部电影自豪!俗话说白驹过隙,时间流逝的飞快,你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。我觉得命运这件事非常好玩,你在一定时间内做一件事,这就是你的命运。生命的乐趣就在于你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。
记:说到《荆轲刺秦王》我个人倒有个想法,我跟我的同事们说过,我认为这部片子如果把巩俐的戏全部删掉,那就是个经典——您同意吗?
陈:(大笑)这话你应该问问巩俐去。
[我想面对巩俐,最好的话题恐怕不是陈凯歌了。]
记:谈谈《风月》吧,它被公认为是陈凯歌的败笔。比如故事刻意,人物造作,特别是它缺乏您一贯追求的人性之美感,等等。您对此怎么看?
陈: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,按我其他朋友的说法叫“调子高了一点”,意思是“曲高和寡”。包括我的制片人(徐枫)都强烈的批评说“陈凯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!”当然我们本身不是一个想法,对电影的看法不一样。《风月》很深刻的写了人的基本困境,它里面有一个强烈的逃逸的主题。特别是张国荣这个人物仍代表着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逃逸倾向。(但这个片子人物设计的不是很好)人物不招人喜欢,说白了就这么回事。电影是不是一定要招人喜欢?这可以讨论。别人告诉我这是一个铁定的规律,电影人物一定要招人喜欢。可能有的朋友只看到那个电影的表象,现在他又为什么写不招人喜欢呢?这是败笔还是其他什么别的?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不招人喜欢,但他仍有生活下去的权利,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基本困境,既然已经决定做电影,就不能指望永远是欢呼啊,也得准备接受别人的误解。我们现在太多地把电影与杂货铺中的糖果事同起来。糖果是属于小孩的嘴的,它独立不了。但是电影不是这样,它是一个需要进入的世界。它和人的生活具体经验有关系,但它是否是只能通过生活具体经验进入的世界,不一定。其实现实生活中有郁忠良(张国荣在[风月]中的角色)或程蝶衣这样的人是很讨厌的,我所表达的是颗粒很小但质量很高的晶体,是没有办法把它放到生活这碗水里去的。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电影是独立的。
[他们自认为是‘思想的一代’,而却因‘形式的创新’而成功;他们自认为是‘思想的挑战者’,而实际上却成了形式(语言/表达)的反叛者。——引自《陈凯歌电影论》(陈墨著)]
记:在谈[霸王别姬]之前,我想请您说说好莱坞。
陈:它是一个跟艺术无关的地方,和一个高级的制鞋公司没有什么区别。
记:那您否认好莱坞也出现过一批艺术家吗?
陈:艺术家在好莱坞需要伪装。比如斯皮尔伯格拍的《拯救大兵瑞恩》,上来就是一个美国旗,成千上万的十字架,这就巧妙的表达了电影艺术家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默契。
记:从格里菲斯的[党同伐异]之后,好莱坞的投资者意识到“艺术家必须由资本家来控制”,正是这种牵制,才使好莱坞成就了今天这样的霸业,您如何看待这种被资本家牵制的事实 ?
陈:格里菲斯是个真正的大师,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。我刚才说好莱坞有艺术家,与我说好莱坞是个高级制鞋公司并不矛盾,艺术家在好莱坞需要妥协,需要与美国的意识形态达成默契。说到被资本家控制,我一直认为我是能够主动对投资者负责的人。今天的导演已经很难像我过去那样去拍[边走边唱]和[孩子王]了,但这是必须接受的。
记:这种认识是您一直就有,还是在接触好莱坞之后才有的?
陈:我从来就这么认为,这不是一个什么新发现。但是,我在好莱坞没有什么坏的经验,但是它的阴暗面我是很清楚的。
记:[温柔的杀死我]是个例子吗?
陈:它就是一部给西方人看的电影,还是我的风格,但是给西方人拍的。
记:如果您给您的电影总结一个共性的东西,会是什么呢?
陈:(笑)其实在我的电影里面我是希望要描绘壮丽的人生的。包括[霸王别姬]里的程蝶衣,包括《刺秦》里的荆轲和秦王。人生是什么呀?人生就是一瓷瓶(指着身边的景泰蓝),摔到地上马上碎了,但有的瓷瓶碎是碎了,一点动静都没;可有的瓷瓶发出了响亮的声音,让周围的人回了一下头。毛主席就是那个让人频频回头的人,回头率很高的人,他的那个瓶子摔碎的声音至今回响在耳畔,(记:恐怕还碎片横飞,扎了不少人)碎片横飞!我觉得人生应该有很壮丽的瞬间。所以我的电影一贯之有类似的主题存在,不管它的故事怎么千变万化,其实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。